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响了；一周后，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决定创作；一个月后，中国话剧舞台迎来“抗战第一声”公演……当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吹响，上海乃至中国戏剧史也翻开了最热血篇章。
话剧《保卫卢沟桥》剧照。（资料图片）
卢沟桥事变次日，位于上海西藏中路120号的东方饭店中，上海剧作者协会即刻传出发往卢沟桥的两则慰问电报；一个星期后，位于黄河路21号的卡尔登大戏院里，诞生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集体创作计划；一个月后，即8月7日，“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呀！”的呼号在南市蓬莱大戏院激烈回响。如今，这些旧址已不在，它们变为工人文化宫、长江剧院以及住宅区等形式，而抗战的歌咏仍旧在人们心中飘荡。
左图为卡尔登大戏院旧址，右图为蓬莱大戏院旧址。（资料图片）
在卢沟桥的炮火声中诞生，又闭幕于淞沪会战的炮火声中，《保卫卢沟桥》迅疾地拉开了抗战戏剧的序幕：它是抗战爆发后上演的第一出反映抗日的话剧，亦是话剧从声援走向战场的第一声；而在决定创作这一话剧的会议上，原上海剧作者协会改为中国剧作者协会，这一全国文艺界最早成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也同时诞生。《保卫卢沟桥》之后，更多抗日救亡戏剧在全国各地演起来了，更多人投入到战场，如一颗爆裂弹，唤醒着人们心中的烈火，沸腾起中国人的热血。
创作与抗战同步
“号外！卢沟桥的炮声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1937年7月的一个下午，一份振奋人心的报纸送入上海东方饭店的四楼，这里是洪深的住处，而此时于伶等上海剧作者协会成员正围聚在这里开会。新闻传来，在场的人们群情激昂，无法按照原定议程开会，临时指定陈白尘与于伶起草两通电报，发给英勇守土抗战的卢沟桥守军团长吉星文与全团战士。据于伶回忆，“大家谁也不愿意走开，就这么热烈地谈论着。有人分头拨电话打听事变的发展和情况，有的人讨论与争辩今后的戏剧工作的新问题……”
反应速度之快：一个星期后，即7月15日，在卡尔登大戏院，在上海剧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剧作者协会”的全体会议上，提议由全体会员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而后，三天内交出剧本初稿。五天内整理完毕并付印。几天后出版发行。8月7日起，联合演出于蓬莱大戏院，多次加场。
1937年9月，戏剧时代出版社出版的《保卫卢沟桥》剧本。（资料图片）
参与人数之多：据当时刊物《中国电影》（1937年第1卷第9期）的记载，“此次演出，规模之大，堪称空前，参加人数，包括几个歌咏在内，将近三百人云。”《保卫卢沟桥》由集体创作而成，分为《暴风雨的前夕》《卢沟桥是我们的坟墓》《全民的抗战》三幕，并分工创作，“这是由崔嵬、张季纯、马彦祥、阿英、于伶、宋之的、姚时晓、舒非等十七人参与写作；夏衍、张庚、郑伯奇等四人整理的三幕剧；内有冼星海，周巍峙等六人作的歌曲。”而后再版时，又印入了郭沫若为《保卫卢沟桥》题的诗。
《保卫卢沟桥》采用新形式，既是连续性的三幕剧，同时又可分为单独的三篇独幕剧，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系主任徐煜告诉记者：“这是他们创作的智慧所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来不及讲述结构严谨、逻辑紧密的故事，他们也更需要与现实强烈互动的形式，那么只有用‘史诗剧’的方式，结构可分可合，线索要求没那么严格，但重要的是以最迅疾的速度呼应全民族团结一致的抗战氛围。”
《保卫卢沟桥》创作上各幕分工明确，在排演上更是众人接力，从演出到剧务，“动员了当时上海各剧团和各电影公司的主要演员近百人”，十多天排练完毕。徐煜告诉记者，如何分工排演规模如此巨大的话剧，也很重要。据《新华画报》（1937年第2卷第8期）的报道记载：“由沈西苓负责舞台的上演计划，孙师毅负责露天的上演计划，许幸之负责舞台设计……尤兢（于伶）、应云卫、凌鹤、宋之的、张庚、贺孟斧、唐槐秋、沈西苓、王为一、金山、赵丹等担任导演，导演之所以要这么多的原因，那是他们决定分组来演，以现在据我们所知道的，则大概分四组。”
话剧《保卫卢沟桥》的主创和主演人员合影。（资料图片）
这是直接正面反映抗日战争的第一个剧本。创作它的理由无需多言，它用最朴素的戏剧语言拉近了与人民大众的距离，在血与火的交织中蕴蓄着深深的民族义愤。正如中国近代史专家胡绳在《抗战戏剧》1937年的创刊号上所言，“抗战时期，整个社会与人生都卷进了激变的漩涡中间，戏剧家更不能不敏捷地把握现实，迅速地把它反映到舞台上去。”
走向群众的汪洋大海
8月7日首演是大伏天，暑气蒸人，蓬莱大戏院的后台小，可总是挤满了人，三幕戏光是演员就有七八十人，更有各种大小道具、音响设备、灯光服装等器具增加了后台调度的难度。作为当时《保卫卢沟桥》的演出委员会主任及舞台监督，于伶回忆：“多少话剧和电影圈内的热心朋友赶来要求上台演戏，串演一个没有台词的群众角色，担任一个戏里的救护队员、慰问队的女学生，或者新闻记者，总之是大家争取要演这个戏。上不了台的就在幕后伴唱、同呼口号。”
尽管每天日夜两场，售罄后很多观众买不到票，很快《保卫卢沟桥》宣布延期四天加演，8月11日《大公报》登出“各界要求，继续四天，连日拥挤，请先订座”的广告，于伶回忆“有时还加演日夜场之间的临时场来容纳拥挤在剧场门前的观众”。当时，郭沫若刚归国投入抗战洪流，他与刚出狱的“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等所在的临时加演场次，全场戏票在十几分钟内就卖光。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观众席里还有刚回国不久的南洋华侨学生，嘴里是客家话，心里有着爱国情。当演出进行到第三幕，在剧中扮演连长的崔嵬和战士们一起高唱：“我们愿守上边的命令，可是我们不能被人无缘无故来调开……守土战士，谁说我们不应该！”台下爆发出热烈的呼号，郭沫若、沈钧儒等与其他观众一起站立，振臂高呼：“枪口一致对外！反对投降主义！”
1937年8月11日，《大公报》上发布《保卫卢沟桥》加演的宣传广告。（资料图片）
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夏衍曾在1937年7月一次座谈会上谈及：“卡尔登戏院即使经常满座的话，这观众的数目和京戏各游艺场的文明戏的观众数目比较下还是很少的少数。比之广大的人口那更是有限了。”他认为，“话剧运动只有走入广大的学校、农村、工场、街头和兵营去，戏剧的武器功效才能充分地发挥。”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大戏？《保卫卢沟桥》是继《怒吼吧！中国》后又一话剧巨制，徐煜认为，这或许跟剧作者每人心中洋溢着的抗战救亡的澎湃情绪有关，做一个轰轰烈烈的舞台，走向群众的汪洋大海。“抗战题材有很多，但是他们选择‘卢沟桥’的题材本身就非常有气魄，当时关注个人命运的爱国戏很多，但这群创作者一下就想到做上百人的大戏，以大气势表现抗战，可见其对于抗战这一民族解放的宏伟斗争事业的性质，是把握站位很高的。这也能够看出，当时的戏剧人进一步走向群众，走向生活，他们对人民斗争的认知也更加成熟。”
更多不朽之作“已在胎动中”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的炮声响了，上海的天空飘着烈焰浓烟，人们从《保卫卢沟桥》的剧场里直接走向战场——这一部诞生于炮火中、亦落幕在炮火中的话剧，成为从声援走向战场的第一声。
学前街111号地块图（1947），图上右下角标注有“蓬莱大戏院”，这是话剧《保卫卢沟桥》的演出地址。（资料图片）
这样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话剧见证着中国人民抗战的“正在进行时”，也印证了由阿英起草的《保卫卢沟桥》代序中所说的：“我们有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以血肉和敌人相搏于战场。我们不甘心做奴隶，我们愿以鲜血向敌人保证我们民族的永存。《保卫卢沟桥》是我们在战时工作的开始……”
《保卫卢沟桥》之后是什么？一头是真实的战场，另一头是抗战救亡的戏剧。这部话剧在上海因战火停演，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于1937年8月20日在卡尔登大戏院召开大会，并决定成立13支救亡演剧队，当时上海的文艺精英们从上海奔赴全国的抗战前线与大后方，话剧艺术也“从锦绣丛中到了十字街头，从上海深入了内地，从都市到了农村，从社会的表层渐向着社会的里层”。《保卫卢沟桥》对抗战初期上海抗战戏剧的进一步蓬勃发展，和日后大规模的抗日救亡活动具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文摘》月刊《卢沟桥抗战特辑》中刊载的话剧《保卫卢沟桥》同名主题歌。（资料图片）
《保卫卢沟桥》在其他地区亦有公演。1937年10月，怒吼剧社在重庆连演四天《保卫卢沟桥》，约有五六千观众观看。据《华西月刊》1937年第13期收录的当时报道，“此种大场面之戏剧公演，及以北方官话演出，在重庆尚属第一次，故未及七时，楼上下即告满座。”据怒吼剧社发起人之一陈叔亮（陈朗）说，“我留心每一次掌声，我承认这并不是我们演得如何好，而是中国民众为着抵抗暴力的压迫，为着祖国的自由解放而怒吼了。”他还观察到，最后一天闭幕演出“因为地方小，椅子不够，便有一千多热心的观众在站着看。”
《华西月刊》1937年第13期，陈叔亮（陈朗）所写《自排演到公演》文章片段。（资料图片）
于伶说：“剧场就是我们的战场。”当中国现代戏剧走向抗日救亡的现实，戏剧也走向了大众化与民族化，带有动员观众性质的抗战救亡剧在1937年迎来喷涌：当时伴随着卢沟桥枪声的，除去集体创作的《保卫卢沟桥》，还有田汉所作四幕剧《卢沟桥》、陈白尘所作三幕剧《卢沟桥之战》、张季纯所作独幕剧《血洒卢沟桥》等；淞沪战争的风云，随即在崔嵬、王震之所作《八百壮士》中得到反映；1938年台儿庄激战亦有《台儿庄》《台儿庄之战》等剧作登场。陈白尘、董健在其主编的著作《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后，话剧文学创作却以相当大的规模，在人民群众中打开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不仅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艺术上也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文学样式。抗日时期的代表性文学样式就是话剧。”
《保卫卢沟桥》的创作与排演，在历史的书页中飞快翻过，更多的剧目与抗战实践纷繁涌动，汇聚成坚毅而闪亮的抗战史。正如徐煜所说：“上海是戏剧创作高地，可以说之后的抗敌演剧队中的主心骨还是这批救亡者。”夏衍在1940年回顾三年来的戏剧抗战时曾言，“在千万年轻的文化戏剧工作者的队伍里面，我们确信，记录新中国之受难与成长的无数的不朽的作品，无数有着伟大将来的作者，已经在胎动中了。”
《保卫卢沟桥》亦为当代人擦亮精神的棱镜。“他们的创作动力来自心中纯正的激情，为祖国和民族呐喊的情怀，不然他们也不可能在几天内完成如此巨制之作。《保卫卢沟桥》中很多艺术家甘愿演无名无姓的人，面对民族大义将自己全身心奉献出来，这种不计名利的态度、把作品写在大地上的精神，值得我们铭记。”徐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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