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伏案工作，73岁的王选坐着时，腰部一定要垫靠垫。
她长期从事细致的日军细菌战史料查证工作，讲述中谈到涉及史料的问题，会站起身来，到墙边的书架寻找对应的书籍，翻到那一页，把那几行指出来。
王选认为，历史研究可能因为一个新资料的发现，主干变得更加清晰。即使她研究了30年，依然认为目前关于731部队的真相，还只是冰山的一角。“但它会不断具体，不断接近真相。”
她头发已花白，语速和动作却仍爽利，如一个少年，让人感觉她还能再有一个30年，去把日军的细菌战调查做到底。
日军细菌战最新发现
今年4月间，王选去日本的时候买回一本2025年出版的日文书，回到国内读时，才发现里面有一条关于日军使用炭疽菌的重要信息。
该书中提到伯力审判中一名日本被告的证词，这名证人在最后供述，1942年的4月份，日军已经具备准确地用炭疽菌攻击的能力，更精准一些说，是“已经具有从空中精准投放炭疽菌的技术”了。伯力审判即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是由苏联政府对日本原关东军在战争期间实施细菌战罪行进行的审判。
“这是最新的发现。”几乎搜集了所有日军在中国战区使用炭疽菌史料的王选严谨地说，这个证词至少是她看到的首次直接披露日军炭疽菌的使用及其技术能力。
日军在炭疽菌武器使用方面、极易被人忽视但又极为重要的信息，这么多年来被王选从海量的原始资料中一条条打捞出来，像拼马赛克一样，拼接出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使用了炭疽菌实施攻击的事实。
这些为王选在之前的10年作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带领浙江崇山村村民起诉日本政府，又10年带领大学生团队走进浙江30多个乡镇，坚持对日军细菌战造成的烂脚病做调查，作出有力的注脚。
王选在新书发布会上。
有无用炭疽菌攻击？有！
类似的经历，在她研究从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查出的资料时曾经出现。2009年，她受邀参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持的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攻关项目——日本侵华决策史料整理与研究，分工子课题“日本在华细菌战”，她搜集到许多档案资料。经过多年努力后，调查报告于2018年出版，全集46卷本，其中日本生物武器作战6卷。2019年，王选又在上海大华集团的资助下，将她主持的子课题成果修订增补，独立出版，为全球首部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资料集。
这些资料来自上世纪40年代美国先后派遣4批调查官去日本所做的调查，调查报告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公开。在浩瀚的资料中，没有人注意到隐藏在其中一条表述特殊的信息，由于王选一直在做浙江地区因日军使用炭疽菌造成的烂脚病调查，她对相关信息高度敏感。
这条英文信息是美国第三任赴日细菌战调查官Norbert H.Fell博士1947年4月22日对增田知贞的讯问记录，记录中说——
增田承认：“对中国军队实施了试验性的细菌炸弹攻击，细菌炸弹有强有力的攻击性效果，特别是如果填装的是炭疽菌的话，见效很快。”
增田知贞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细菌学博士，后任侵华日军“荣字第1644部队”部队长、日本陆军军医大学教官等职，他声称自己与731部队的创始人和部队长石井四郎是关于日本细菌战了解最多的人。
这条信息有力地证明，日军曾经在中国战场使用炭疽菌炮弹对中国军队实施过攻击。“这是从实施攻击角度获得的唯一史料证明。”王选说。在重新整理这批档案，准备独立出版时，她逐一细读档案原本，意外收获了这条珍贵史料，这令她大喜过望。
2017年王选与美国医生在江山调查烂脚病。
运送炭疽菌与注射疫苗
早在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而战时，王选就已拿出伯力审判中的证据。
在1949年12月伯力审判后公开出版的《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日军731部队细菌生产班班长供述，1942年他曾准备了130公斤伤寒菌和炭疽菌，交给南下攻击部队使用，而731部队具有600公斤/月的炭疽菌生产能力。
王选分析，731部队准备细菌，是用于1942年的南下浙赣会战。伯力审判中，另一名日军被告曾供述在1942年7月向苏联撒播了炭疽菌和鼻疽菌，他此后披露，当时是用飞机投放撒播，细菌到达地面仍然能够存活。也就是说，日军在1942年7月对苏联进行的炭疽菌和鼻疽菌攻击时，已经具备飞机精准投放的技术，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攻击时期与中国南方正在进行的浙赣会战同步。
还有一条涉及日军在菲律宾相关炭疽菌的消息，也为王选的研究作出了补充证明。早年，王选曾经就炭疽疫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权威专家交流过，专家坚持说，日本人没有炭疽疫苗。而王选2003年同样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看到了相关的档案，这条档案是美国的轴心国细菌战方面情报中提及的德国和日本的炭疽菌攻击准备。资料显示：“1945年1月美军情报报告中提及在菲律宾莱特缴获的日军文件显示，日军部队注射炭疽疫苗，分析有可能使用炭疽菌攻击。”
当王选将这一消息转告这位专家时，他表示，那就要整体改观认知，只有军队有了这样的疫苗，才会使用它。
崇山村之声震惊世界
浙江义乌崇山村是王选父亲的家乡。小时候，王选的父亲曾跟她讲过，她时年13岁的叔叔死于一场鼠疫。1994年春夏之际，她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告一段落，回上海探望母亲，又回到了她曾经插队的崇山村。一位受她父亲照应过的族叔告诉她，崇山村村民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联合诉状”，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日本细菌战造成村子里鼠疫流行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他让王选必须要参加，因为村里只有她一个人在日本居住，且会说日语。还让她在日本寻找到村子里来调查细菌战鼠疫的日本人，争取他们对村民们的支持。
从此，王选深深地卷入日军细菌战历史的调查研究中。1997年8月，在日本律师团的带领下，原告团赴日本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王选和原告们首次向法官、向日本政府、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受害者的声音。
2005年义乌市民参观崇山村遗址，中间是原告王锦悌，后面的图是他画的。
2002年8月，细菌战诉讼一审宣判。判决书认定，“旧日本军731部队等在陆军中央的命令下，将细菌武器应用于实战，并由此使居民感染鼠疫、霍乱，造成多人死亡。这种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的行为违反了《日内瓦毒气议定书》，违反了国际惯例，根据海牙陆战条约第3条的规定，被告具有国家责任。”判决书同时驳回原告提出的谢罪及赔偿等一切要求。
虽然“败诉”，但这一判决正面认定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望有生之年能有了结
“败诉”后，原告团先后上诉到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5月，终审判决驳回了中国原告的上诉。
在后续上诉的过程中，从繁重的案头工作抽身出来的王选又开始踏上细菌战田野调查之路。2004年至2011年，她带领宁波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成员开展调查，还有不少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大家付出了大量心血，先后辗转于浙江金华、兰溪、义乌、东阳、武义、衢州、江山、丽水、遂昌、松阳、诸暨、富阳的乡村，寻访烂脚老人，记录口述历史，整理烂脚村分布资料，最终汇成战时浙江省境内烂脚病例分布和两千多名老人数百万字口述的笔录。这项成果“是独一无二的，弥补了目前浙赣会战日军细菌战调查的空白”。她欣然透露，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这项调查的报告12卷将于近期出版。
时光倒转回2010年，她同日本研究者近藤昭二一起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档时，第一次发现了由美国萨顿助理检察官分工撰写的1946年3—4月间中国检方赴中国调查的报告——细菌战，一共有37页，其中提及日军细菌武器鼠疫攻击受害地：1940年浙江衢州、宁波，1941年义乌、东阳（衢县传播），以及1941年湖南常德，与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所涉及的细菌战鼠疫受害地完全一致。报告列举了中国检方向国际检察局提交的各项证据材料：战时国民政府的调查记录、向国际社会发布的调查报告、证人证词等，这些材料也恰恰是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方向日本法院提交的受害证据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萨顿的报告中还列举了中国检方准备的出庭作证证人名单。
当时，细菌战诉讼已经结束3年零5个月，见到这些历史文献时，尤其是看到列举的鼠疫受害地中“Iwu”，即家乡“义乌”的字样，王选还是不由得潸然泪下。
今年8月6日是王选73岁生日，她依然在埋头伏案工作。80多年过去，日本政府依旧没有承认细菌战的事实，也没有作出跟日本司法部门一样的表态。王选说：“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细菌战的问题能够有个了结。至少在历史叙述的层面上，日本政府能够公开资料，公开承认已经能够被证实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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